廉者，政之本也。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，而以铁的纪律来约束自己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。马克思曾说：“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，否则将一事无成。”作为百年大党，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着反腐倡廉的坚定信念，以严的基调牢固树立纪律观念，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腐败之病毒。

而在持续强化外在约束力的同时，还必须充分发挥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、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——以文化赋能廉洁教育，不断激活内在价值观，“把不敢腐的震慑力、不能腐的约束力、不想腐的感召力结合起来”。

只有让纪律与文化和谐共生，才能让廉洁教育刚柔并济，使我们党行稳致远，真正跳出“历史周期率”。

廉洁：规训与教化的同频共振

廉洁一词最早见于屈原《楚辞·招魂》：“朕幼清以廉洁兮，身服义尔未沫。”而东汉王逸对此注释为：“不受曰廉，不污曰洁。”可见，廉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。

廉洁与腐败相对，并非一种可以一蹴而就、一劳永逸的操守，而是需要不断抵御外部的诱惑与内心的贪欲，因此，也需要从内到外全面建立坚固思想防线。抵制外部诱惑离不开纪律的规训，规训作为刚性约束，通过明确划出红线，确保党员行为合规，以使其知所行止。而克制内心贪欲则需要价值引导，通过道德教化，以柔性而绵长的力量使廉洁理念成为党员的思想自觉。

廉洁，是一个规训与教化同频共振的结果。新时代的廉洁教育是一项基础性的工程，对于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至关重要。一个政党，既要通过制度规范行为，又要浸润文化塑造价值，共同筑牢党员的思想防线，才能为党的事业长盛不衰提供坚强保障。

教育：纪律与文化的刚柔并济

教育，即教导启发，从实在论而言，其中包含了告诫人“应当怎样”的成分。因此，教育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刚柔并济的双重力量。

列宁曾指出：“党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，铁一般的组织。”纪律作为一种约束性的刚性行为规则，伴随着人类社会而产生与发展，具有历史性的特点，而文化作为一种引导性的柔性精神修养，则被巴格比定义为“社会成员的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”。

教育既要如芒在背，当头棒喝，又要如盐在水，润物无声。百余年来，我们党始终致力于廉洁纪律建设。

从党的一大开始，便在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》中明确提出了地方委员会需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的财务、活动及政策原则。1922年，党的二大通过的《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》，则要求把党建设成有严密组织和铁一般纪律的“群众党”，从而奠定了我们党廉洁自律的基石。与此同时，作为植根于5000年中华文化语境中的政党，我们党也始终不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浸润。

新时代，我们党坚持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，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，树立“艰苦奋斗”“为民”“勤俭” “清廉”等精神价值导向，形成了“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”廉洁政治观，廉荣贪耻、崇廉尚洁的社会文化逐步形成。在党员教育中，既要通过严明的党内纪律，确保党员的纯洁性和战斗力，又要通过文化的熏陶与浸润，不断增强党员对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，二者相互交织、相互渗透，共同塑造着执政党的精神风貌。

廉洁教育：惩戒与引导的互嵌共融

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宏大蓝图中，廉洁教育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，承载着关键性的使命。在廉洁教育过程中，纪律的惩戒与文化的引导是其一体两面，构成了相互嵌入、共同融合的有机整体。

惩戒是廉洁教育的“硬约束”，其目的明确而直接：通过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执行，让每一位党员都能深刻感受到红线不可逾越、底线不可触碰的警示。它彰显了党在维护纪律方面的坚定决心，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党对廉洁自律的高度重视和严格要求。引导则构成廉洁教育的“软力量”，更注重从内心深处激发党员的廉洁自律意识。通过树立正面典型、加强道德教化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，引导党员自觉认同党的廉洁理念，将廉洁自律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

在廉洁教育的实践中，惩戒与引导共同构成了廉洁教育的完整体系。惩戒为引导提供了有力的保障，使得引导工作能够在一个严明、有序的纪律环境中进行；引导又为惩戒提供了深层动力，使得惩戒不仅仅是对违纪违法行为的简单处罚，更是对党员内心深处的一次深刻触动和教育，从而形成互嵌共融的完整体系。这一体系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党的建设健康发展，也以执政党的力量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